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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陈佩斯:走到今天,是我不幸中的有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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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们这个时代,缺少有骨气的中国人,戏子陈佩斯,恰巧是其中一个。

    对陈佩斯的印象,或者说偏见,往往先来自他的小品,和他在小品中扮演的那些荒诞角色。1984年,有一个陈小二在央视春晚吃了四大碗面条,用一只空碗一双长筷,从狼吞虎咽吃到难以下咽,然后被送往医院。

    记者:“后来您还看春晚吗?”

    陈佩斯:“不看,从来不看。”

    “完全是生活所迫。”陈佩斯提到自己入行小品原因。父亲陈强一天给了儿子一个建议:搞喜剧。陈佩斯回忆父亲的理由是:“中国老百姓太苦了,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。”但在另一个层面上,或许对这张脸来说,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。至少,文革之后,陈强再也没有演过反派。

    很长一段时间里,陈佩斯的时间分为上半年与下半年:上半年做电影,下半年排小品。中间如果有空下来的时间,他飞来飞去跑穴,以贴补拍电影的欠账。90年代后期他告别了这种生活,套句时髦的话,大约是为人生做减法。1998年他和朱时茂留下《王爷与邮差》,从此告别春晚。而在几个月前,大道影业公司制作了最后一部电影《好汉三条半》,就此封箱。

    除了1999年跟央视为侵权光碟打官司,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,在各种“纪实文学”的口口相传中,出现了一个宁折不弯,被央视封杀,没有任何演出机会,穷困潦倒乃至付不出孩子的学费,只能去延庆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的陈佩斯。

    “北京长不了石榴,气候不行,冷。那时候我在广播艺术团有工资,还能跑穴,能挣钱。我在山上是为了在山林的环境里使自己安定下来。网上(那些说法)那是展开了自己的想象空间。”

    甚至央视的侵权,“我们不是什么斗士,千万别有这么高的说法。我们只是对错误的事情说个‘不’字,对自己被侵权表示愤慨和不允许,仅此而已。”陈佩斯解释。

    他们的处理其实比大众的想象更有弹性。朱时茂曾回忆,官司结束后,两人与央视领导吃了个饭,双方表示就此翻篇,春晚又开始问他们要节目。2002年2月7日,二人还参加了春晚彩排,表演了小品《江湖医生》,但这个节目没有出现在最终节目单中。“离春晚还有3天,剧组打电话来问我们能不能换个节目。我们想三天换肯定来不及了,可能还有别的原因。”朱时茂当时回忆。

    就当时的媒体报道,原因是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在了解到小品内容后,给央视发去传真,认为小品有辱兽医,“将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”。

    陈佩斯说,他决定到此为止

    原本他想要登台便无法绕过的体制,他找出了突围方法。2001年,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。相对依靠大众媒介传播,这种古老的演出方式有点类似于旧式艺人的撂地:放下架子,直接面对观众表演,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,“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,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。”陈佩斯说,“我们所做的比撂地略高一点,因为有场地,但原理是一样的:我们都有服务大众的心,与观众面对面,一场一场地演出,一分一分地挣钱。”

    最近一段时间,陈佩斯都在世纪剧院排练。他是话剧《戏台》的导演,同时还兼了戏班班主的角色。记者去看了三次彩排,他都是一样的打扮:灰长衫、练功裤、片儿鞋,执一柄折扇。陈佩斯说,让他坚持到今天的,不仅是人人都以为的“对喜剧的爱”,还有他的意难平。他说起《沁园春·恨》(郑板桥的一首词),“人都会对逆境有恨。但我们之间的不同是,郑板桥的恨通往他的‘难得糊涂’,而我变成动力,逆水行舟,走到今天,这是我不幸中的有幸。”

     

    (注:陈佩斯和他的《戏台》将于今年八月登台多伦多)

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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